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怎么写？——CAFI研究部开始“打草稿”

如何能让商业保险解决普惠群体的问题

与信贷相比，普惠保险在我国发展相对较晚，在政府、金融机构和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保险市场发展迅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充分的风险保障功能，但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仍有距离。其中有三个痛点需要在未来重点攻克：

一是服务对象的保险意识不强。普惠金融的重点对象并非典型的“保险消费群体”，需要保险产品的保单必须简单、合理，不能包含过多复杂的法律术语或者是繁冗的除外条款。CAFI于2023年初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放问卷调查时发现，有73%的农户未投保农业保险，阻碍农业经营户投保农业保险的前三个因素是：“不了解农业保险”“没有多余钱购买”和“没有合适险种，不符合生产需要”。此外，理赔上，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必须简化理赔手续以严格控制成本；另一方面赔付的标准必须客观、简单，不能夹杂任何可能引起歧义或者造成不同理解的赔付条款。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农业保险产品采用指数型设计，或者是指数用于抵损率部分，保障赔付用于高损率部分。保险公司只有将理赔工作做到位，才能够巩固小额保险在中低收入人群中的信誉，从而逐步扩大业务范围。

二是销售渠道仍然较弱。开展普惠保险的保险公司在各个方面的费用都与一般的商业保险业务不甚相同，而其中最显著的大概就是如何发挥渠道的作用。商业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的费用主要包括佣金、固定成本、服务成本，其中佣金在费用中占比最高。面向弱势人群发展保险业务时，除了发展线上化保险，保险公司能否有效地利用中介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如果需要多次上门收取低额保费或者处理理赔，就会大大增加客户管理和服务的成本。这就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参与，通过规模效应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三是风险数据不完整。保险公司关于弱势经济体的风险数据往往不完整，不利于产品的科学定价、核保，对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也是很大的挑战。一方面，需要各级政府通过为保险公司提供相关数据，促进相应的产品的开发；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提供技术，帮助保险公司评估、转移、降低风险，理解风险的频率与强度，设计新型产品，尤其是非传统产品，如指数产品等，从而帮助扩大承保能力、降低成本，推进产品和商业模式创新，最终实现更包容的保险产品体系。

重视中小微弱群体的金融健康

过去十年，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成效显著。进入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需要更进一步，重视中小微弱群体的金融健康。向低收入人群提供金融服务的初衷是希望他们利用金融工具改善生活、增进福祉。可见，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我们的政策导向还停留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主要强调金融服务可得性，特别是贷款的可得性，那么可能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一方面，只强调金融服务可得性的政策不一定能够改善中低收入人群的福祉，让金融发挥作用，还有其他决定因素，比如民众对金融的认知水平、金融环境的赋能作用。另一方面，金融服务可得性即便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仍然有不少问题，例如即使是发达国家，许多民众仍然面临应急资金不足、过度负债等问题。

具体到乡村层面，消费者可能因为缺乏金融知识和经验，不知道如何使用金融服务。商业机构也可能打着普惠金融的名号，利用消费者在认知和信息上的弱势，把不合适的服务销售给了消费者，进而导致“金融隔阂”的产生。金融行业需要关注这种隔阂的存在，扭转中低收入人群对于金融产品，尤其是保险产品的不信任感。在全社会都要大力推广金融素养教育并倡导金融健康理念的同时，金融机构要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将消费者保护理念融入到乡村金融发展战略中，提升乡村中低收入群体对普惠金融的承接能力。

从供需两侧看绿色与普惠相融合的必要性

将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相结合，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均由其必要性，可以使得中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人群的利益在绿色转型的进程中尽量受到关注，实现公正转型。我国积极推动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发展，各地在探索绿色普惠金融的实践中已有诸多创新和成效，但仍在供需两侧面临诸多挑战。在需求侧，一是政策对于绿色普惠金融的支持和激励不足，国家层面的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政策体系尚未完全形成，缺乏整体性的政策体系和激励。二是既有标准对中小微弱群体延伸不足，目前绿色金融标准主要以《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和《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为基础，这些标准主要适用于大中型央企、国企等，中小微企业参与度有限。三是中小微弱群体的绿色动能不强，对绿色转型的意愿较小，对绿色产品的价格溢价接受程度较低。在供给侧，如何将绿色金融下沉到普惠金融群体之中还有待探索。一是金融机构收益不明，金融机构更倾向于大型绿色金融项目和规模较大的普惠金融服务，缺乏绿色金融普惠化政策激励体系和完善的碳核准、碳交易体系，难以实现实质性的财务收益。二是缺乏统一的绿色普惠标准作为金融机构抓手，针对中小微弱群体，特别是制造业、农业和消费领域，绿色标准的认定难度较大，需要简化且可操作的认定标准。三是服务中小微弱群体的难度较大。

为解决上述实践问题和挑战，进一步发挥普惠金融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首先需加大对于绿色普惠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建设绿色要素市场与激励体系。其次，要着力建设统一的绿色普惠金融标准。再次，需提升金融机构绿色普惠供给水平，鼓励创新绿色普惠金融产品。

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健全多层次普惠金融机构供给，支持小微企业金融健康

一方面，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能否周全地准备未来成长发展所需财务资源是衡量金融健康的一个重要维度，通过直接融资获得股权类资金对于小微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目前小微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依然是银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占比不高，资本市场支持普惠金融的力度不够。《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中也提出鼓励探索和完善更多直接融资渠道和机制，适应各发展阶段、各类型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切实降低融资成本，让小微企业有更低成本的资金用于日常经营和长远发展。既要完善机制建设，包括优化新三板融资机制、并购重组机制，完善区域性股权市场制度和业务试点，提升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募投管退”机制，优化小微企业和“三农”、科技创新等领域公司债发行和资金流向监测机制，同时也要引导投资机构股权类资金流向重点领域，包括发挥好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加大对种子期、初创期成长型小微企业支持，鼓励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投早、投小、投科技、投农业，鼓励企业发行创新创业专项债务融资工具，将更多的金融活水引向小微企业。

另一方面，普惠金融领域不同机构之间的定位不够清晰，未充分发挥多层次协同互补的效应，“大行下沉”等话题屡屡引起关注。普惠群体可能由于金融素养和金融能力不足，难以选择适配的金融机构服务，制约金融健康的提升。要推动各类银行机构坚守定位，良性竞争，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地方法人银行、政策性开发性银行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特点，提升改进服务方式。其他各类机构，例如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融资担保机构等地方金融组织，要专注主业，突出专业化、特色化的服务功能，充当普惠金融体系的良好补充，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加多元化、多层级的金融供给，助力金融健康水平的提升。

持续完善促进数字金融发挥作用的政策与监管环境

营造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更好发挥作用的政策与监管环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持续完善信用信息体系。持续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小微经济的信用信息纳入信用体系建设中，不断提高各类信用信息平台的功能，利用平台提升政策实施精度，这将降低金融机构与小微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第二，提升各方对数据的治理能力。通过提升数据治理能力，推动小微经济体经营与行为数据在金融机构间高效、安全共享，提升数据价值创造能力；

第三，探索拓宽中小金融机构的融资途径。融资成本较高，提升了中小金融机构的数字普惠服务价格。未来可以探索拓宽中小金融机构的融资途径，支持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充实资本，以获得成本较低的资金，更好地服务小微经济转型发展。

第四，引导形成更加协同的数字普惠生态体系。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金融机构在服务小微、三农时既可以根据自身比较优势进行差异化服务，也可以在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开展诸如提升金融科技水平、供应链金融的合作创新；

第五，推动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融合发展。通过完善数字经济新型基础设施，引导小微企业与三农融入电子商务等数字产业链，从而促进数字金融服务拓宽服务场景，推动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融合发展；

第六，推动以金融健康为目标的数字金融能力建设。从实践看，目前的金融供需方对金融健康的重视程度依然不足。政策与监管既需要通过金融教育、消费者保护助力小微经济体实现金融健康，也需要引导金融机构认识到金融健康具有“双向促进”作用，即客户金融健康可促进机构发展，机构金融健康也可为客户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

第七，健全与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创新发展，既带来了服务效率的提升，也带来了诸如信息安全、业务合规、市场垄断等方面的问题，其健康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加快监管科技的运用，提升智慧监管水平，以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监管措施，同时利用互联网等工具与司法进行协同，加快金融纠纷的诉前调解，提升金融消费者保护水平。

普惠金融如何更有针对性地解决乡村问题？双重目标驱动内生动力

要让乡村金融服务于乡村人群内生发展，既要有双重目标作为驱动，也要帮助乡村人群提升金融能力，这也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

首先要明确各类乡村金融机构的定位和分工，建设各有优势、协调互补的金融机构生态。我国乡村中小银行目前遭遇的瓶颈之一是难以成功利用市场化工具补充资本，大行虽能对接市场化的大量外部资金，却需要耗费极高成本触达乡村小农户的金融需求，对于区域优势产业和本土资源了解也逊于扎根多年的中小银行。乡村金融是桥接资金与农户的桥梁，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阶段，应采取更为灵活、高效的监管政策合理有效地推动乡村振兴。其次，要充分发挥“社会”部门作用，跳出“政府-市场”的二元框架，让具有社会性的金融机构减缓商业机构的逐利性与乡村产业的弱质性之间的张力。再次，应注重为乡村人群提供发展支持，帮助欠发达地区人群提升发展能力，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双重目标的乡村金融能真正助力乡村人群内生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达成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必须协同各方力量，建设能为广大乡村地区群众带来蓬勃发展动力，并充分发掘地区优势禀赋的乡村金融服务体系。

地方法人银行需要充分利用其地缘优势

城市商业银行、农信系统（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等地方法人银行具有贴近农户和小微企业等目标主体、了解这些主体情况的天然区域优势。从机构数量上看，地方法人银行也是我国服务小微和农户的重要力量。当前，地方法人银行面临着多方面的竞争压力。在此情况下，要增强经营与发展韧劲，地方法人银行需要充分利用其地缘优势，紧密结合当地产业发展情况，创新适合当地的特色产品和服务模式，深耕基层、走村串户、亲近百姓，优化地区网点布局与功能设置，向县域和县以下地区倾斜网点机构，为普惠金融群体带来便捷、“有温度”的金融服务，推动实现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