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I洞察 | 支持乡村内生发展的金融中介体系应该具备哪些特征？——《超越两极：金融如何支持乡村内生动力？》（6）

原创 CAFI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导语

乡村振兴需要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乡村的薄弱领域。但是同时大家又非常担心资本下乡对小农户、乡村脆弱人群产生不利的影响。在理想状态下，我们希望下乡资本能够支持乡村的内生发展，能够激发乡村人群的动力、提高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支持他们根据在地条件探索多元化的发展路径。但在大家的印象里，资本是逐利的，目前农业和不少乡村其他事业还属于弱质产业，这之间似乎存在明显的张力。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开始重视社会责任、愿意支持乡村发展。可持续金融、ESG投资、影响力投资，这些新兴理念已经被不少投资者接受。不过，对这些社会责任投资者而言，他们投资乡村也面临不少挑战。

针对一些发展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问题，CAFI在2023年的社会责任投资报告《超越两极：金融如何支持乡村内生动力？》都一一做了研究与探索。今天这篇主要总结支持乡村内生发展的金融中介体系应该具备哪些特征。

本报告花了不少笔墨研究国际经验，详细地考察了美国的社区发展金融、日本的农村合作金融以及欧洲的社会银行。现在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支持乡村内生发展的金融中介体系应该具备哪些特征？这有利于我们思考如何重塑乡村金融体系。综合国际经验，我们发现这样的金融中介体系应该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

既能“上天”又能“下地”

第一，既能“上天”又能“下地”；既能对接专业的、市场化的外部资金，又能触达微弱的、分散在各地的、待发展的乡村人群。这样的金融中介体系需要成为一座连接资本与乡村的桥梁。既扎根本土，了解当地乡村居民的需要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又能帮助外部机构探索乡村的投资机会，协助它们配置资产、管理风险。例如，美国的社区发展金融机构已经成为不同类型资产所有者投资低收入社区的重要渠道。不论是科技公司（例如谷歌、贝宝），还是ESG投资者、商业银行，或者是公益基金会，都可以利用社区发展金融机构，触达低收入社区，通过不同类型的金融工具支持低收入人群的发展。另一方面，美国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绝大多数都是地方性的小型机构，它们源自本地社区、服务本地社区、扎根本土，它们是“毛细血管”，可以触达最为底层的人群。日本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也呈现出类似的特征。在最底层是一个个由农民“会员”或者生活在农村的“准会员”组成的基层农协。这些基层农协的宗旨就是服务农村会员，所以它们来自乡土、服务乡土。严格意义上，这些基层农协都是独立的非营利性的机构，但它们并不是零散的、没有组织的体系。基层农协自下而上，层层入股，形成了都道府县层级的农协联合会，以及全国层级的农协中央会，这样就连到了“天上”，资金就可以在全国层面进行调剂和统筹。外部的资金也可以通过这个系统，自上而下地渗透到基层组织。有西方学者对日本农协体系设立中央机构提出诟病，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设计，分散在各地的基层农协会不会过于脆弱，经不起周期的考验？

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农村中小金融还连不到“天上”，能够成功利用市场化工具补充资本的农村中小银行还是极少数。截至2020年末，农村商业银行共有1539家。截至2022年5月，上市的农村商业银行仅13家。截至2022年5月17日，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发行30690亿元二级资本债；其中，共有189家农村商业银行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补充资本，发行额合计1556亿元。截至2022年5月17日，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发行20105亿元永续债补充一级资本；其中，共有19家农村商业银行发行永续债，发行额合计309亿元。

具有“双重目标”的金融中介

第二，支持乡村内生发展的金融中介应该具有“双重目标”。因为农业和其他乡村事业的弱质性，完全逐利的金融机构，可能既不愿服务、也服务不好底层的乡村人群。不论是美国的社区发展金融机构，还是日本的综合农协，还是欧洲的社会银行，它们都不是纯粹逐利的金融机构，虽然具体路径大有不同。日本是在综合性农业协助组织的框架下发展合作金融，吸纳存款，发放贷款，服务会员。而美国的代表是社区发展贷款基金，这类机构不是会员协作组织，不吸纳公众存款；它们在法律上属于非营利组织，有资格接受公益基金会的捐赠或投资。欧洲的社会银行大多数是商业银行，但是它们有极高的信息透明度和较健全的内部治理机制，以保证社会目标不漂移。

赋能

第三，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赋能。考察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我们会发现，它们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就是金融服务与其他非金融方面的支持是同时提供的，两种支持密不可分。这种模式与内生发展的理念非常契合，在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为乡村人群赋能。我们上文提到，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20财年经过认证的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的员工平均将59.1%的时间用于为低收入家庭和少数族裔人群提供贷款、投资等金融服务，27.9%的时间用于为社区发展提供技术帮助和发展服务。例如，有社区发展金融机构为第一次购房的家庭提供培训课程，包括贷前的信贷咨询、预算规划，贷中的止赎咨询服务，贷后的跟踪培训课程。

上面就是我们认为支持乡村内生发展的金融中介体系应该具备的三个特征。结合我们当前的实际情况，对重塑乡村金融体系，我们有三个方面的建议。

1.需要建设功能错位、优势互补的乡村金融机构组织生态。服务乡村内生发展，应该有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简单来说，要有大机构、小机构，有全国性的、地方性的，有银行类的、非银行类的。应该通过引导，让这些机构形成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良性生态。在普惠金融的监管政策方面，可以适当地增加一些灵活度。美国《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商业银行为社区发展做出贡献。但是商业银行不需要直接“下沉”，可以把钱交给社区发展金融机构，让他们来服务低收入社区，也可以算作是自己对社区发展做出的贡献。

2. 构建乡村金融体系，应该让“社会”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思考如何确保涉农金融机构社会目标不漂移的时候，我们似乎一直在“政府—市场”的框架下徘徊。商业银行出于对利润的追求，出于审慎经营的考虑，不能或者不愿意服务小微企业、“三农”。在政策监管的引导下，要求商业银行去服务高风险的客群，可能不可持续。那么怎么办呢？既然商业银行能做的是有限的，是不是应该让政策性银行发挥更大的作用？从国际经验来看，我们需要重视“社会”的力量。美国社区发展金融、日本农村合作金融既不是商业银行、也不是政策银行，是具有很强社会性的金融机构。

3. 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应该为乡村人群提供发展支持。金融服务与发展支持的融合可能可以成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一个特色。同时，也能提升乡村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美国一家社区发展金融机构把为低收入社区提供技术支持看作它们的“秘密酱汁”，是有别于传统金融机构的主要特色。

这些就是我们通过这项研究获得的启发与思考。如果用四个字概括，我们觉得是“协同”与“融合”。它指的是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协同，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生态；还指的是“政府—市场—社会”三部门的融合，发展具有“双重目标”的金融中介体系；最后就是金融服务与发展支持的融合，由“输血”转为“造血”，助力乡村内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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