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碳”这个问题上，盖茨和衢州竟然相互呼应了
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哪个领域，能比ESG更加知易行难。ESG的概念最早于2004年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提出，经过“如何在投融资活动中融入ESG因素”的讨论，同年就在联合国报告‘Who Cares Wins’中将ESG作为专有名词首次刊出。
原本更多强调的是影响投融资活动的因素，但由于自然环境等持续恶化，人们非常为未来的生存条件担忧， ESG于是很快成为社会中的主流思潮之一，几乎所有的企业经营行为更是要受到相关的约束和考核。时至今日，改善自然环境（E）、社会环境（S）、治理结构（G）已经是所有人类活动都要或多或少考虑的准则，甚至一些消费品促销类的广告都说：“你的每一笔消费，都决定了未来世界的样子”，明示和引导消费者，一定要用好手中消费“投票权”，把真金白银投给那些真心实意做环保和服务社会的品牌。
在ESG这个大领域内的诸多抓手中，与“碳”作斗争是很重要也很紧迫的一项。在世界银行可持续发展副行长杰根·伏格乐所推荐的报告《触手可及：脱碳的政治经济学》中，非常直接地指出，在纵观气候成功的案例时，关注点不应该只放在政策的实质内容，更重要的是应搞明白政策制定者是如何克服政治经济障碍的。
换言之，似乎脱碳、让气候变好的进程之所以曲折，很大一部分责任就在于各个国家很难在眼前紧迫性更强的政治经济和从长计议的气候友好之间取舍与平衡。于是从国际经验来看，搞好气候这件事不得不靠有责任心的NGO、社会团体发光发热。比尔·盖茨近期就介绍了一场他与《不是世界末日》（中文名暂译）的作者汉娜·里奇在10月的炉边对话（点击此处查看详情），其中讲到了盖茨基金会对于解决世界上一些问题所做的努力，减碳和脱碳是其中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这场炉边对话印证了《触手可及：脱碳的政治经济学》（点击此处查看相关内容）的部分内容。比尔·盖茨介绍说，他在2008年创办了一家核能公司，在2015年巴黎会谈上，他又提出了“突破能源”，这其中很多资金都不是慈善基金，是“有用于政策工作的”。与此同时，他更相信可以主要利用市场机制来完成减排任务，比如通过投资科技创新类的公司，来寻找解决办法，于是就发现了“碳捕捉”，发现了降低太阳能和风能价格的方法，尽管电力的输送和海上发电等创新还存在很多瓶颈，但确实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领域都在积极努力与“碳”斗争。
同样令人备受鼓舞的是，类似的探索在中国也不乏成功的案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就在对浙江省衢州市的调研中发现了很多有创新和探索意识的减碳做法。
比如所属的江山市双氧水有限公司也用到了“碳捕捉”，将二氧化碳提纯液化得到工业级液体二氧化碳，每年帮助企业减少7.5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再比如有的种植水稻的农业大户因为使用氮肥而造成60%以上含碳成分流失，农户就尝试在田地附近开挖生态沟，在其中种植花卉、茭白等作物，将肥料二次吸收来减少碳排放。所有减排活动都能通过衢州市所建立的碳账户进行监测，测算出总量和强度，并上传相应的碳账户平台。如果符合标准，无论是工业企业还是种植户或者个人，都可享受相应的碳账户贷款服务，降低融资成本。
减碳的工作任重道远。比尔·盖茨在对话中也谈到了绿色溢价还存在，人造牛肉贵且难吃。而《触手可及：脱碳的政治经济学》给出的建议中有一条是，拥抱实用主义，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民众，都需要从减碳和脱碳这件事中看到切实的受益之处，再辅以紧迫性的教育，状况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衢州的探索，正好讲出了“上下一盘棋”的重要性，给了金融以施展身手的空间。多方受益，减碳方有可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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