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I洞察 | 我国的乡村金融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3）》（5）

在新中国成立后，结合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进行了多次农村金融改革，农村金融对 “ 三农 ” 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2016年中国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再次将农村金融发展推向了新的阶段。当前，在中国乡村政策商业合作并存、大中小共同服务的多元化、多层次、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供给布局已经初具雏形：以银行业机构为主，保险公司提供风险保障的功能逐渐加强，直接融资、担保、租赁、信托、金融科技公司及其他非正规金融机构等聚焦资源协同支持乡村发展。截至2022年末，中国有开发性金融机构1家，政策性金融机构2家，国有大型银行6家，股份制银行12家，城市商业银行125家，农村商业银行1606家，农村合作银行23家、农村信用社548家，村镇银行1645家，民营银行1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37家，小额贷款公司5958家，各类保险公司237家，证券公司140家。这些金融机构聚集在乡村，在竞争的环境下结合自身优势不断创新，各类乡村主体的金融可得性极大地提高。

各类银行业机构涉农贷款总量在十多年以来持续稳步增长，由2011年的14.6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将近49.3万亿元，增幅238%，年均增速11.6%，对于推动县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过程中涉农贷款在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中的占比呈现了先上升、后下降、再企稳回升的变化过程。其背后的原因，这可能与乡村振兴、“ 双碳 ” 等一系列战略正式提出后，农村产业的发展使涉农贷款需求增大，从而金融机构加强了资金供给有关。

不同规模的银行涉农信贷客户数量在2020-2022年期间均持续增多。从各类银行客户数量均有增多这一现象可以反应出银行在县域市场对小微企业、农户的覆盖面正在逐步扩大。

农户信用贷款比例由2016 的13.1%提升到2021年的21.4%，提升了8.3个百分点，而作为交叉验证的数据，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的信用贷款比例则从12.2%提升到了18.1%，提升了5.9个百分点。这两个数据同时说明乡村主体的融资可得性明显提高。

随着农村金融产品体系的不断创新和数字金融的广泛普及，中国农村小微企业的融资效率明显提升，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审贷周期缩短。第二，与需求匹配度不断提升。

工行、建行、邮储、常熟银行的涉农客户贷款余额分别在220万元、100万元、40万元、30万元左右。可以看出，虽然大行单户余额都在100万元以上，但建行由于布局普惠金融业务时间更长，其县域户均余额相比工行更小，邮储虽然也是大行，但由于其网点的70%以上均位于县域，“ 下沉 ” 力度更大，因此户均余额也较小。作为服务小微企业的中小银行代表，常熟银行的户均余额最低，只有30万元左右。

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乡村主要发放中长期贷款，支持国家粮食安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现代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重点领域的发展，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通过多层次外部合作体系，加强与商业金融机构的合作，通过转贷款等形式支持中小微等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

大型商业金融机构在股份制改革后的很长时期内，曾经从县域撤离了很多营业网点，专注于城市化建设中的大中型企业服务。但随着国家普惠金融国家战略的纵深推进，大型商业金融机构开始重返县域，服务县域小微。对于大型商业金融机构来说，与传统业务相比，乡村金融涉及的主体贷款额度较小，风险较大，传统的业务模式与管理方式下金融机构服务这些群体的意愿较低。政府和监管部门鼓励大型商业银行成立 “ 事业部 ”，构建一套专业化的体制机制，确保有专门的机构、人员、资源去做普惠金融业务，并在信贷管理、资本管理、风险容忍度、考评机制等方面基于差异化的措施，促进大型商业银行下沉服务。

我国主要的地方性商业金融机构有城市商业银行、农信系统（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和村镇银行。政府一直倡导地方法人银行要坚持回归本源，继续下沉经营管理。农信系统、村镇银行在申请设立时，必须都有 “ 清晰的农村金融发展战略和成熟的农村金融商业模式 ”“ 清晰的支持 ‘ 三农 ’ 和小微企业发展的战略 ”。从机构数量上看，农信系统和村镇银行也是我国服务乡村的重要力量。同时，与其他机构相比，地方法人机构在经营管理上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以更好地针对地方经济发展和实际金融需求设计金融产品，在支持地方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以民营银行、小额信贷公司、新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为代表的新型金融机构也在乡村提供了金融服务，对传统机构形成了有效的补充，拓宽了乡村的金融服务渠道。

除了上述提到的四类提供间接融资的主要机构，保险机构、资本市场、担保机构、产业基金以及在政府支持下搭建的各类基础设施的发展构成了多层次乡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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