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I洞察 | 乡村振兴背景下，家庭还需要“轻不言债”吗——《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3）》（6）

传统农户的生产规模较小，且扩大规模生产的意愿较低，因此出于生产目的而去借贷的比例并不高，生活性融资需求往往占更大比重，其中除了一部分用于维系日常生活的消费支出外，相当规模的资金被用于购置修缮房产、修建祠堂庙宇或是满足丧葬嫁娶的礼俗要求。

随着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乡村家庭融资需求中用于生产投资的比例不断增加。乡村三产融合下，涌现出一批种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乡村旅游业主、农村电商户、农家乐业主、田园综合体建设主体等多元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乡村家庭生产经营组织化、规模化、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家庭 “ 企业理性 ”的成分逐渐增多，出于生产而融资的家庭明显增多，融资额度明显扩大。但是从现有调研数据来看，生活性消费仍然是家庭的主要融资动机。

乡村家庭在融资需求方面呈现明显的额度扩大、期限延长特征，这是乡村家庭生活性资金需求增加和生产性资金需求增加共同作用的结果。乡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以及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以及以旧换新等优惠政策的实施，极大调动了乡村家庭消费积极性，乡村家庭的消费意愿持续释放。乡村的消费需求在购买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需求范围和数量都在不断扩大。

由于传统农业弱质微利的性质，传统小农户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更倾向于外出务工增加收入，成为 “ 拐杖农户 ”，其生产性投资意愿并不高。乡村振兴纵深推进下，乡村创业创新环境不断完善，乡村家庭投资意愿明显增强，生产性资金需求不断增加。近年来，各地积极引导返乡在乡农民工、大学生回乡创业，同时给予贷款、税收、补贴等扶持，在此影响下，投入新农村建设的返乡下乡人员逐年增加 。乡村家庭生产性和生活性资金增加使得家庭外部融资的额度明显增加，期限明显延长。

从社会层面，乡村家庭越来越小型化，随着社会流动频率增加，乡土人情与以往相比淡漠了很多。2013年普惠金融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正规金融机构逐渐走向 “ 普惠 ” 的价值取向，乡村家庭金融可得性大幅度增加。随着全国多地区不断探索盘活农村生产要素路径，乡村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开始具备资产价值，乡村地区越来越多的要素资产将成为银行 “ 合法 ” 抵押物。

而且，随着农村信用信息体系建设的推进，信用评定中存在的各自为政、信息及成果难共享的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从而形成“ 多方共建、各方共赢 ” 的局面，信贷投放与农村信用评价充分挂钩，乡村家庭通过信用创建，将会获得更多的信用贷款。另外，随着乡村三产融合的加快推进，越来越多的乡村家庭被纳入现代化的产业链关系网络。这种稳定、持续的业缘关系，将会为乡村家庭提供与城市居民相似的工作证明、资金流水、业务往来等信用资质。

除此之外，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搭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快车，在金融领域不断创新发展，信息共享效率大幅提高，金融服务的成本和门槛下降，金融服务需求向位于“ 尾部 ” 的家庭、小微企业移动。以上因素使得大部分乡村家庭在资金短缺时，以正规融资渠道为主，然后以非正规渠道作为补充。

尽管大多数乡村家庭能够获得贷款，但不能获得足额贷款的融资难题仍然存在，这种供需矛盾主要发生在小微企业经营家庭。我们将不经营小微企业的家庭称作小农家庭，他们可能在自有土地或少量流转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经营，可能外出务工。然后对小农家庭和小微企业经营家庭融资获得情况分别分析，如图所示，获得融资的小农家庭中，5.71%的家庭获得的贷款未能满足需求，这一比例在小微企业经营家庭中达到 16.73%。具体观察这部分家庭可以发现，他们不属于小规模的家庭式作坊，生产经营规模稍大，大部分经过工商管理部门注册，但财务管理不规范、用于抵押的固定资产并不多，在小微企业中属于中等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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