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云，“行百里者半九十”。在实践中，很多事业都是越接近目标推进的难度越大，耗费的力气越多，普惠金融也是如此。“要打赢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攻坚战，必须凝聚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共同谋划、系统推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在论坛上如是说。

“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政策体系日趋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也积极践行普惠金融的理念，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薄弱领域金融可得性持续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明显提高。”中国银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专职副会长潘光伟指出：“但需要注意的是，传统模式下为小微企业、‘三农’、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成本高、风险大的特点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商业可持续性面临挑战，普惠金融服务仍面临内生动力不足的难题。”

在普惠金融推进过程中，大型商业银行发挥着“头雁”效应。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章更生的演讲从“民营企业金融服务”这一话题切入。他建议，要提高全社会普惠金融的贷款投放量，需从继续给予定向降准激励、不要对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贷款利率管控过严、使尽职免责真正落到实处等方面进一步调动大型商业银行支持普惠金融的积极性。“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高、损失率高是客观事实，高风险需要高收益去弥补。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贷款利率过去最高也就7%左右。如果这一相对较低的贷款利率还要下降，就会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积极性，势必不利于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他进一步说。

“小额贷款公司是攻坚最后一公里的先锋队。”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会长兼党委书记向为国表示，在万家小贷公司8400亿元实收资本中，90%以上来自民间资本，近万亿元贷款余额中50%以上投向了“三农”和小微企业。同时，他也呼吁，由于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地位和机构定性长期得不到确认，在税收政策、融资渠道、诉讼环境等方面均遇到很多瓶颈问题，急需法规政策支持。

在攻坚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的路上，还有很多沟壑等待跨越。例如，在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往往缺乏有效连接；随着金融服务可得性的日益提升，金融活动的高速发展与金融消费者保护不足的现状也逐渐显露出来……搭建跨越这些障碍的桥梁至关重要。

在论坛上，《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18）》（简称《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指出，即使在农村地区建立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模式，“最后一公里”客群需求稀疏、量小的特征仍然是金融服务商头疼的问题。为此，《报告》提出，组建超越机构的“最后一公里”金融服务聚合供应商，是当前解决中国金融“最后一公里”问题的重要途径。聚合多种类、多渠道的金融服务, 比单家供应商更容易实现规模效应, 可以为“最后一公里” 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这个聚合器可以是一家公司、一个代理商，或是当地的社区机构，它必须有一定的商业目标和公众协调能力，并且覆盖的人群要达到一定的量级。聚合器在服务对象与金融服务提供商之间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可以降低各种成本和可能出现的风险。”贝多广解释说。

在支持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方面,花旗银行也一直扮演着“桥梁”的角色。“普惠金融是花旗银行的重中之重。”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花旗中国首席执行官林钰华表示，作为一家外资银行，花旗拥有全球最大的支付系统，已为诸多金融机构开放付款体系，并连续几十年举办金融教育论坛和亚洲小微金融论坛。尤其在普惠金融教育方面，花旗银行大力推动社区建设：作为首家参与到金融教育当中的全球性金融机构，现已为160多个社区提供金融教育服务。她以“神探贝妮—儿童财商教育”项目介绍说，该项目主要通过漫画书、互动、移动APP等形式开展，自2007年起，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4个城市，超过420所小学开展，惠及14万名小学生及教师。

打通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还需要多久？虽然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数字化的进步无疑为长期缺乏金融服务的人群带来了转机。

“数字化技术将加速助推全球普惠金融的发展。”在论坛的欢迎晚宴上，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综合司（政策法规司）司长孙天琦如是说。同时，他也表示，数字化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从监管者的角度来说，如何判断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的价值呢？他认为，归根结底是要看其边际效益是否更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满足金融服务需求、防范金融风险乃至助推跨境金融服务。比如，在中小企业及贫困人口金融服务、征信体系建设、KYC审核、安全低成本解决跨境汇款等现有经济金融体系的痛点、难点上有所作为。

围绕数字普惠金融的监管问题，在“数字微贷：创新与规范”主题讨论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纪敏强调说：“监管确实应该因时因势，因技术创新而变。如果监管资源、监管能力跟不上，就可能把‘普惠’变成‘普害’。比如，可能因为监管资源或监管能力的不足，导致现在的一些规定违反了G20强调的‘技术中性’原则。因此，不能为了新技术而抛弃旧原则。监管能力提高和监管制度建设是逐步的过程，是伴随着金融创新逐渐完善的。”他说。

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里应用时应注意哪些问题？李东荣指出，不能只讲大理论，要紧密结合普惠金融的场景，加强同业和跨界合作，将高大上的技术用于接地气的普惠金融产品。那么，又如何降低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风控成本，使数字化金融向可负担、可持续的道路迈步？对此，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认为，方法就是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部门分割，实现数据共享。他透露，目前民生银行正在与全国工商联合作开发精准滴灌系统，将中小企业信息数字化，并将数据开放对接所有的商业银行，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对于普惠金融未来的发展趋势，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金晓龙做出了三个判断：一是金融科技正成为促进普惠金融最有效的路径之一，目前仍需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模式弥补现有普惠金融模式的不足。在全球17亿无银行账户的人口中，11亿人有了手机。二是科技对普惠金融的影响刚刚开始，未来会有更多的创新。三是金融科技不是一类机构，而是金融业共同发展的路径。他坚信，未来金融机构将都是高科技企业，以科技立身的互联网金融机构也将会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地融入整个金融服务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