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初入职场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一层难以抹去的带有社会属性的底色。1984年，刘澄清从厦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任职于新华社总社。这个岗位一方面决定了他观察城市经济及其相关的体制等问题总能更深一层，另一方面也使他养成了媒体人的审视现象的习惯。

就在接受采访的当天早上，他还在一个微信群里同老朋友们分享他对于“用金融手段帮扶民营企业”问题的看法：

“改革开放40年，以我的观察和实践，中国私营（我不用中性词‘民营’）企业家的队伍早已非常成熟了，他们的能力和水平可以在地球上任何角落竞争，这与34年前以建立现代企业为目标的城市经济改革的先驱性作用分不开。记得我当时采访‘洋厂长’格里希时，那个国营武汉柴油机厂有2000多名员工，是中国当时国营企业的缩影。‘洋厂长’传递给当时社会的是全新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企业管理的理念和经验。更重要的是，中国从深层次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决心与信心。那时，‘洋厂长’对拥有党员身份总工程师的开除（换到今天国有企业中估计都难做到），是不能公开报道的。 也因此，我和孙玉昌老师一起写的《洋厂长的“三斧头”》至今没有公开发表，而是作为最高一级的内参。后来，体制内同志都被要求学习，再后来企业都要学习。34年过去了，企业在改革，在走市场化道路，进入竞争领域，但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开放，尤其是金融体系的改革没有与私营企业发展，或私营经济的发展同步。私营经济或民营经济没有‘门当户对’的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体系的支撑。所以，现在的民营企业贷款难、融资难、融资贵，是‘冰冻三尺’啊！如果不是过去5年普惠金融、数字金融的发展，这个矛盾估计更加突出。”

民营经济没有“门当户对”的金融体系的支撑，正是刘澄清一直在呼吁的一个问题。在他看来，大中型金融机构服务国有企业游刃有余，但服务私营部门就会有“前怕狼，后怕虎”的状态，原因还是两种不同的体制造成不一样的激励机制。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将可能是推动中国未来金融体系改革的关键。而数字金融也好，普惠金融也好，都是在新的理念下的创新。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框架下的理念、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都需要行业利益攸关方在同一平台上的讨论，任何单一的推动都很难奏效。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的合适监管对于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像这样的思索，每天都在他的头脑中不动声色地进行。如果说早年间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关注是埋下了一条深深的线，那么最近十年来因为受到格莱珉银行创办人尤努斯教授的影响和先后的职业需要，就是推动刘澄清从事推动普惠金融的直接力量。

在加入CAFI之前，刘澄清在安信永负责中国培训与能力建设，对安信永以个人能力为基础的微型信贷模式，他觉得非常重要。“对于很多创新型的小企业来说，公司的数据是不足以作为唯一凭证的，这个时候往往证明个人能力的数据会更有参考意义。”

另一方面，他认为非常有必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普惠金融的内在含义是“包容性金融”，而不是得到优惠的意思。“金融可以为被传统金融排斥的‘金字塔底层群体’赋能，但也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他看来，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普惠金融要实现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双重目标，金融机构得以长期可持续发展，与客户一起成长。

“在我的福建老家，地下性质的标会形式的民间借贷其实一直存在。”刘澄清说，他认为这种借贷需求和行为就像是流淌在身体里的血液，从古至今不绝。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允许民间金融服务的合理性存在是趋势，市场一直在。他认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微型金融演化的一条路径，最初也是从标会等民间金融发展演化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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