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发布《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16)》(以下简称《报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指出,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普惠金融是一项说易行难的事业。难,究竟难在哪里?用现在时髦语言来说,就是它的痛点究竟在哪里?令人鼓舞的是,在数字技术推动下,普惠金融迈出了数字化的步伐,这种态势无疑让人联想到有可能实现商业绩效与社会绩效双重目标的历史机遇。
2015年9月份我们第一次正式发布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主题是“好金融,好社会”,引起社会的积极反响。自去年以来,我国普惠金融事业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就。据我观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普惠金融理念得到广泛普及和推广,无论金融从业人员,政府管理人员还是学术研究人员,都对普惠金融日益关注,普惠金融对经济的正面影响、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愈益得到人们的认同。我们从媒体报道的很多会议论坛上都可以听到有关普惠金融的话题。
第二,普惠金融得到全面的实践,尤其在网络支付、手机支付、消费金融、网络信贷等领域,我们观察到建立在可持续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正在彰显出普惠金融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第三,今年元月政府颁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五年规划,以此为标志的普惠金融发展战略正在徐徐展开,政府高度承认普惠金融对于改善金融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乃至优化社会结构的重大意义,并且明确了政府发挥引导作用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基本原则。
当然,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普惠金融是一项说易行难的事业。
难,究竟难在哪里?用现在时髦语言来说,就是它的痛点究竟在哪里?
纵观普惠金融在国际上走过的历程,普惠金融是因市场缺陷而产生的理念,普惠金融的先驱最早都是用非政府公益性组织的形式开展活动,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越来越形成共识,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商业绩效与社会绩效双重目标的实现。当然,这种理想主义情怀的实践历经数十年之功,尽管已经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就,但是毕竟在世界范围据估算6亿贫困家庭需求背景下,只是满足了大约四分之一的需求。而世界范围的金融排斥仍然是全球有识人士忧心忡忡的重大难题。中国的普惠金融事业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是相对晚进的,后起之秀,但却增长迅猛。可能已经无法弥补的缺憾是,中国普惠金融的演进过程只经历了非常有限的非政府公益性活动,绝大多数小贷公司和网贷公司从出生起就要实现如狼似虎的利润目标,这就决定了在中国实现双重目标的困境。能够预见到的结局就是这些本来就自称草根的从事金融却归类于非金融普通企业的机构起于野蛮成长,终于自生自灭。
令人鼓舞的是,在数字技术推动下,普惠金融迈出了数字化的步伐,这种态势无疑让人联想到有可能实现商业绩效与社会绩效双重目标的历史机遇。数字化普惠金融以其低成本高速度广覆盖为优势,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了传统普惠金融数十年都无法企及的目标。数字化普惠金融的浪潮正在迎面而来,它的走向它的影响岂可低估?
然而,正如每一次创新都伴随着新的风险一样,数字化普惠金融也有其发展过程的痛点,那就是创新与风险之间的平衡。中国互联网金融运行过程中的纷乱现象委实让人低头沉思。从深层角度分析,众多风险实际上还是源于普惠金融基础设施的匮乏。在没有高速公路的情况下所有车辆都要跑到每小时百公里以上,不出事是小概率事件。在没有完善的指标体系、征信体系、支付体系、监管体系、法律体系的生态环境中,普惠金融的路径选择恐怕只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建立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是发展普惠金融事业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更应是政府推进此项事业的用力所在。就像中国人都熟知“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一样,建设普惠金融事业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普惠金融基础设施的状态。
正是考虑到以上诸点,我们把今年的发展报告主题确定在“普惠金融国家发展战略”。整个报告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中,我们从国际大背景出发来讨论建立普惠金融国家发展战略的意义和战略目标,并进而联系中国现状提出战略实施的路线图。
第二部分特别重点讨论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应当扮演的角色,除了从一般意义上讨论政府如何发挥引导作用,还特别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农村金融综合改革为例专题讨论地方政府在发展普惠金融进程中的作用。
在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方面,涉及面很广,去年我们的发展报告对征信问题有所探讨,今年我们只是集中讨论了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的建设,这就是本报告的第三部分。
机构体系按理也是基础设施的重要方面,我们没有进行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而只是在第四部分中就机构在发展普惠金融事业中的创新发展,特别是对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和介绍,比较前沿的是对农村供应链金融特别是电商金融的一些探索性实践也进行了介绍和讨论。
第五部分是关于如何对普惠金融的社会成效进行评估的实证分析。与去年类似,我们还是注重普惠金融实践案例的收集和讨论,今年有九个案例。我们相信这种持之以恒的案例积累,无论对于当下的学习交流还是对于后人的总结启示都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