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千家农信社（后改制为农商行），犹如深入金融末端的毛细血管，也被视为中国普惠金融的主力军。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提供的一组数据，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资产33.65万亿元，虽然只占整个银行业的14%，但支撑起整个银行业普惠金融业务的1/3。

但贝多广注意到，近些年随着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的案例越来越多，农信社的性质也由以前的集体经济变成股份制。在引进了外部股东，乃至上市之后，农商行有追求利润和股东回报的业绩要求，导致一些原本扎根农村普惠金融的农信社，开始将资金拿去同业拆借或者做理财，偏离了初心。

“这个在普惠金融里我们称之为‘目标漂移’。“贝多广提到，在他看来在，这是当前农村普惠金融面临的一大问题，虽然改制是为了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提高效率，但另一方面，跟农信社的宗旨实际上已经有所背离，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反思。

他以美国、德国、荷兰等发达国家为例，这些国家在农村地区仍然实行合作制，“这说明在农村这种环境下，金融机构用合作的方式来提供服务，可能是一个普遍有效的方法。”

官方数据显示，农信社改制从2003年正式开始，截至2018年3月末，开业的农商行已有1274家。另外，已有包括重庆农商行在内5家农商行上市，正在排队IPO的18家银行中，大部分也为农商行和城商行。

这一问题已经引起监管层的注意。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在今年2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农信社的改革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无论怎么改，一定要在总体上保证农信社县域法人地位和数量总体稳定。“现在很多农业县还有一个信用社为农民提供服务，如果把法人层级越做越大，把一个省都做成一个法人，毫无疑问资金又从农村、从县域抽调到更高层级的城市去了，资金就会大量流失。”他说。

按照银监会等11部委于联合印发的《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实施方案》，2017年起，包括工农中建交五大行，以及招商、兴业等6家股份制银行先后设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专司普惠金融业务。建行甚至将普惠金融升级为全行战略。

贝多广对腾讯新闻《一线》表示，他们在浙江调研过程中发现，前几年有一些银行进入了当地，但又慢慢撤了回来，因为竞争不过当地农信社。

贝多广担忧，因为大行的资金成本更低、资金量更大，如果这些大行去和当地农信社抢客户，占领市场，又不考虑商业可持续的话，这对那些老老实实做普惠金融业务的农信社是一个冲击，会对当地金融生态造成破坏。

他强调，做普惠金融不仅是承担社会责任，更一定要考虑商业可持续，不能扭曲成“运动式”——因为完成任务而不得不做。真正到基层做业务，各家银行应该扬长避短，在各自有优势的细分市场提供服务。“如何营造一个具有包容性的金融生态环境，大家一起来把这个市场做大，这是当前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