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事了一辈子的金融工作，但是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开始关注普惠金融。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此后，人们开始反思整个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在金融领域，人们主要关注两件事：一是金融稳定，各国央行都纷纷成立类似金融稳定局这样的部门；二是普惠金融。以前，金融是高端的、面向少数人的服务，很多人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体系之外。现在国家倡导发展普惠金融，要把更多有需要的人包容到金融服务体系里来。因此，我希望财经院校的同学们作为未来的金融从业者，都能关注和了解普惠金融。

托马斯·皮凯蒂在他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长期来看，资本的收益率总是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通俗地说，就是资本的收益率远远超过我们每个人的工资、薪酬的增长率。

罗伯特·希勒的《金融与好的社会》里有一个观点，他认为社会结构根源于金融结构，正是金融结构的不合理造成了社会结构的不合理。这句话对我来说是醍醐灌顶。

国内畅销书《货币战争》里讲到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乃至世界久负盛名的金融家族。这两年罗斯柴尔德夫人积极主张建立包容性资本主义，认为人们除了关心500强企业，还要关心这些企业供应链上的众多中小企业和它们的员工，让他们能够得到相应的资源，获得职业的发展，这都是包容性资本主义的理念。

综上所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不管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人们都在反思整个社会、尤其是金融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因此，我在2015年撰写《好金融与好社会》一文，认为金融有好坏之分，大家都憧憬好的社会，但好的社会该如何去推进和建设，我们金融从业者肩上承担着一定的责任。我们的使命就是通过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建立包容性的金融体系，通过建设“好金融”进而实现“好社会”。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的《金融研究》杂志上。

对在座的各位来说，普惠金融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理念，但其实普惠金融在全球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上世纪七十年代，孟加拉国的经济学家尤努斯教授，直面现实投身实践，解决社会最底层穷苦人民的金融需求问题，创办了格莱珉银行并因此于2006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巨大荣誉把“格莱珉模式”带入世人的视野。而几乎在尤努斯创建格莱珉模式的同时，微型金融也在东南亚和拉美国家出现萌芽。微型金融机构首先是作为非营利的非政府组织起步，慢慢成长并最终转型为纯商业机构。

尤努斯教授开创的格莱珉模式实际上是建立在高成本的基础上。他的获客模式是通过物理网点，一个村一个村地建立工作团队，然后定期、频繁地拜访客户，每个星期在村里召开小组会议。这显然是前台后台劳动密集型模式，工作量非常大。

主张微型金融走商业化道路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商学院Michael Chu教授认为，从全球范围来说，普惠金融只是刚刚拉开序幕，全球还有75%的人口的金融需求尚未得到满足。从这个角度说，普惠金融发展了40年，尽管成效巨大，但与人们要实现的目标仍然距离遥远。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其中有些属于老生常谈了，比如“融资难、融资贵”。在商业银行眼里，三三十万已经算作小微贷款了，但是对于越基层、规模越小的企业而言，贷款仍然成为问题。“融资难、融资贵”背后折射的其实是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建立起包括财务制度、征信制度、破产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另外，金融服务还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即生活在农村的人群或者是小微企业，他们的金融需求尚未得到满足。另一方面，社会上各种金融诈骗防不胜防。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提高全民的财经素养，比如将金融知识教育囊括到义务教育体系中去。

作为金融服务供应商，也就是金融行业的从业者，他们面临的问题更具体、更具挑战性。尽管各大国有银行都已经纷纷建立普惠金融部，但是对于客户是谁、银行自身如何定位、以及采取何种商业模式最符合自己的定位等问题，尚未形成清晰的认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此外，普惠金融需要具备商业可持续。这也是Michael Chu教授和跟尤努斯教授争论的焦点。尤努斯教授认为，做普惠金融不应该试图赚取暴利。但是Michael Chu教授主张把普惠金融推向资本市场，他甚至认为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比较高的利润可以带动更多资本进入这个领域，投资越多，大家参与得越多，这个事业就获得更大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市场整体的利率就会下降。普惠金融需要实现的不仅是社会绩效，还包括商业绩效。但是如果仅仅考虑商业绩效，比如把利率定得很高，那也很难实现社会绩效。它们是一对矛盾，如何找到其中的平衡点，是一个很考验智慧的挑战。 

除了以上问题，在我看来，普惠金融最核心的问题是能力建设。给一个小微企业一笔贷款，不见得能解决它的问题。它的能力没有提升的话，还会继续亏损，还会需要应急贷款。因此更重要的是提高它的能力，也就是对它进行能力建设。不只是金融需求方需要进行能力建设，金融供应方也面临能力建设的问题。如何把普惠金融落到实处，是大到监管部门、小到单个乡镇金融机构都面临的问题。

纽约大学的乔纳森·默多克教授是美国普惠金融领域权威的专家。他曾经开展一项叫做“Financial Diary（财务日志）”的研究，即：他们在美国找到一百个经济困难或条件一般的普通家庭，让每一个家庭把自家的收入和支出都进行记录，并对他们的情况进行为期一年的跟踪研究，最后用学术研究的方法对这些财务日志进行分析。默多克教授由此获得一个重大发现，他发现这些家庭收入不稳定甚至存在较大波动，但是每个家庭的消费是相对稳定的。因此，这部分人群面临的挑战是消费支出的稳定和收入的波动带来的困境。

中国社会底层人群，以及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年轻人群，其实也有同样的问题。年轻人形成超前消费的习惯而又没有稳定收入来源，会面临很多财务压力。当这种困难和压力被积累或放大到一定程度，从某种角度来说，就会形成社会安全隐患。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进行金融创新，抵冲其中的风险。

普惠金融的伟大意义在于帮助实现社会的转型。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是脆弱的，也容易发生问题。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即中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结构才是比较合理的状态。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中产以上的人只占少部分人口，这并不利于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我们要大力推进普惠金融，通过发展“好金融”努力实现“好社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