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空心化”、衰败不堪，近年来成为广为关注的社会现象。不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表示，在当下中国，人不断地汹涌地往村庄外跑，而且是一去不复返地跑，是到农二代以后的现象，这代人离土、出村、不回村，加剧了整个村庄普遍的破败，有的地方死寂一样地没有希望，这是不正常的。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不是以乡村衰败作为前提的。城市化也不是以乡村衰败为结果的。”日前，刘守英在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演讲时表示。

他认为，我们一方面要研究整个大趋势，就是70、80、90后的迁移现象，他们对土地的观念、对农业的依靠、与村庄的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是也要找出不正常的原因。其中的因素可能有：首先，单向城市化思维，形成城乡不平等的发展理念，乡村没有合法平等参与城市化、工业化的权利。比如，农村就是搞农业，农民的宅基地就是居住；第二，是城乡收入机会的差异。人们出去打工，两个月赚的比农村一年的收入要强；第三，乡村衰因农业窄而起。

“很多人去台湾、去日本学，没有见到乡村是这种情况。乡村会缩但是不会败。乡村要活，农业要活，否则乡村赖以生存的产业就没办法和城市竞争。我们的问题在于农业越来越窄。”刘守英说，就是到现在，农业为城市提供粮食的基本功能没变，这导致农业越来越窄，农业获利有限，“你怎么指望农民就守着那一亩三分地？于是农村就越来越衰败”。

刘守英表示，农二代与农一代的代际差异，正在给农村带来深刻变迁，引爆乡村经济革命。与农一代比较，这一代人呈现出一些具有“革命性”的特征，一是离开土地，不知道自己的地在哪；二是不再以地为生、以农为业；三是夫妻出去、举家迁移比例提高；四是回乡不回村，春节回家乡开车回去，回到县城，住在县城；五是买房不盖房。第一代农民工的特点是出去挣钱，然后把钱寄回来。现在的农民不回村盖房，人走资本不回；六是孩子的教育能到县城的就到县城，不行就到乡镇。

“我们不反对城市化的这个趋势，但是乡村的未来不是简单靠城市化就能解决的，需要重新审视城乡关系。”刘守英表示。

他认为，中国乡村的现代化是被无视的，“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功夫，但到现在来说，还是一头围绕农业和农民增收，另一头围绕要素怎么快速地配置到城市，乡村本身如何现代化，这是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的。”

刘守英还表示，中国乡村的不正常之处还在于，人走后，大部分村庄是“衰而未亡”。由于现行宅基地制度等原因，村庄“死不了，也活不好”。

不要泛找“乡愁”

面对衰败的乡村，怎么办？

乡村破败，引起了很多“乡愁式”纪念。有的人甚至喊起反对城市化的口号。刘守英则称，“不要故作忧虑，也不要矫情地去找乡愁，这两个都是非常要命的东西。”

过去一年，刘守英跑了贵州、青海、西藏、甘肃以及浙江、安徽、上海、江苏等多个地方，观察乡村现状和实践。“走下来对乡村整体的感觉是越来越有眉目了。与过去乡村的苦与无望相比，农村整体状况在向好。这个是要客观的。”

他表示，一些人忧虑的东西已经是趋势性的，“忧虑是没有用的，这是规律。另外我觉得找乡愁也是很可怕的，很多知识分子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找乡愁，问题是现在的乡村是愁不来的，有些人只是从局外人在看乡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矫情。”

他认为，大部分乡村的“衰而未亡”和部分村庄的活化，是城乡中国阶段的重要特征。“这个我们可能要扛个几十年”，而衰而未亡和活化的部分都是由城市需求产生的。

同时，“绿水青山在很多地方就是绿水青山，只有部分地方有条件变成金山银山，你看到一些地方是绿水青山，不要人为总想着把它变成金山银山。”刘守英表示，条件不具备的地方，是变不成的，一些地方人为地去打造，可能是会变出一些问题的。

不过，刘守英看见，在一些地方，有产业生命力、能带给村庄活力和未来的东西，已经生长出来。带来这些改变的举措包括：人退绿进、土地改革、调整粮经比、发展区域特色农业等等。

比如，贵州湄潭，1987年率先试验农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即不再随着人口增减重新分配土地。新增人口怎么办？一条路是荒山拍卖，向荒山要活路。

他表示，30年来，湄潭农村形成了改革的氛围，撬动了发展。以60万亩荒山为基础，湄潭发展了支柱性的茶产业。“茶带动的相关产业一年可以搞到88个亿，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农业工业化。在荒山开发的基础上，把生产要素重新组合起来，从规模化种植到品牌化销售，形成了全国最大的绿茶市场。”

刘守英表示，农村形成了一条产业链条后，乡村就有看头了。加之湄潭温度适宜，夏季非常凉快，“通过产业延伸，这里的旅游业和服务业也发展得非常好。”

又比如，贵州省安顺市近年发展出“金刺梨”产业。粮经比（编者注：“粮经比”指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之比）的调整，对整个地区乡村发展机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整个安顺的粮经比从52︰48调整到30︰70。目前，安顺种植着几十万亩的“金刺梨”。当地逐步发展起了中药材、精品水果及农产品加工等山地特色农业。

公共政策应着眼于哪些活和如何活

刘守英表示，乡村“衰而未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公共政策放在哪些活和如何活上，这里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的。

首先，要重新思考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未来中国将会进入到这两个文明都开始有自信、有平等发展机会的阶段。城市文明是离不开乡村文明的，“就像我们城里人，在城市待久了，是需要换空气、换心情的”。而乡村文明也是离不开城市文明的，“未来我们公共政策的重点，应该把这两个文明当做平等的、共存的、共荣的文明来对待。这是我感受最深的。”

第二，要思考由代际革命引发的乡村现代化。首先，一个基本判断是乡村一定要现代化。农业、农民、农村的现代化对整个现代化的作用是需要补课的。没有农村的现代化，整个现代化是不可持续的。这是农村现代化和全局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再者，这一轮农村现代化的独特性在于不是简单的乡村复古，也不是简单的乡村现代，它的重点在于代际革命的概念。农二代、农三代对乡村的观念、与乡村的关系、与土地的关系，可能会决定我们整个乡村现代化的走向。

第三，整个村庄的转型必须由宅基地改革作为牵引。村庄要动，无论死也好，活也好，需要有一个东西来撬动，“只靠财政制度，只靠特殊的优惠，村庄是活不了的”。未来村庄转型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宅基地改革一定要有突破。宅基地突破后，村庄才能“该死的死，该活的活”。

刘守英表示，目前整个宅基地制度就是让村庄“衰而未亡”，死不了，也活不好。宅基地基本上是以成员权为基础无偿分配，“结果就是不要白不要，农民并不在村庄但是还在占着这个东西，这样的村庄就不可能死”。而在“村庄的活”中，宅基地也可以起很大作用。现在这种成员权的身份制度，将村庄封闭起来。要让宅基地真正作为一种财产权，里面的人可以走，外面的人可以进来。“这个怎么往前突破，现在需要进一步的制度设计”。

第四，村庄的变化跟整个农业制度的变化积极相关，整个农地权利如何设置，经营制度如何设计，来推动整个农业的转型，也非常重要。

来源：财新网（原标题：中国乡村“衰而不亡”现象不正常）